《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巫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1月版，页，.00元巫鸿教授的新著《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三联书店，年1月）在我看来有两重学术意义，一是以“空间”角度和问题意识带动对原有材料的重新发掘和思考，这是对莫高窟研究的新贡献；二是在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提出带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虽然该书最后提出的“一个美术史方法论提案”被称之为“石窟空间分析”，但是从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设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的方法论意义超出了石窟研究的范畴。第一章“敦煌的莫高窟”实际上引领读者在“走近莫高窟”之前对中古敦煌地区的社会地理与文化生态空间先做一番巡礼，既是要提醒读者记得“莫高窟从其创始之初就与敦煌本地的宗教文化有密切联系，是这一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更是指向研究中一直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这种联系虽然在理论上不难建立，但在当下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却往往缺失。”（14页）“要理解莫高窟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和同时同地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和视觉传统联系起来，在同一文化空间中观察和分析。”（15页）因此，首先要进入重构的敦煌地区多元视觉文化空间中，才能真正走近莫高窟。接下来对敦煌的视觉文化空间的重构是多方面的，从考古学、宗教学、文献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视角中揭示了莫高窟所置身的敦煌地区社会的多元文化谱系。“家族”观念与行为构成整体的敦煌礼仪空间的核心，“佛爷庙湾墓群”墓葬与莫高窟中的大族家窟、供养人像共同反映了中国社会家族祖先崇拜，两种判然有别的建筑、图像和器具形式所构成的不同宗教艺术体系因而能够共存与互动。还有就是敦煌地区的其他宗教和礼仪设施，如大中型寺院、小型兰若和佛堂、道教礼仪性建筑、各种“杂神”的祭祀处所以及世俗性的衙署、学堂和历史胜迹，都是重要的人文社会活动场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理解“空间的敦煌”的总体框架。对各类礼仪活动和节日的论述，则是为了说明佛教礼仪在当地的视觉文化和艺术创作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开篇就把莫高窟的空间问题扩大到区域性的文化地理空间的层面上来阐释，我认为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可以在当代文化地理学谱系中找到相应的范畴，后者在地理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文化、主体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关联议题中均把空间的分布作为重要特征来研究，使区域性空间问题与生活方式、精神体系和权力控制等研究维度紧密相连。（参见凯·安德森等主编《文化地理学手册》，李蕾蕾、张景秋译，商务印书馆，年）从这一角度看巫鸿把莫高窟研究置于敦煌区域文化的总体框架中，具有超越单纯的艺术史研究的意义。在这里还可以提到另一项区域性的石窟研究作为例子，美国学者何恩之（AngelaHoward）、魏正中（GiuseppeVignato）合著的《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ArchaeologicalandVisualSourcesofMeditationintheAncientMonasteriesofKua，；王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该书“认为每处石窟寺院是构筑龟兹国佛教有机体的一块基石。龟兹佛教无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然而石窟寺院之间仍然存在着细微差别，……这些差别也显示出龟兹佛教内在的丰富性，有助于形成完善的有机体，从而为佛教的进驻、发展和繁荣提供良好环境”。将龟兹地区的石窟寺院遗址视为一个整体，深入研究其整体性、内在的一致性、功能性及其差异性，正是基于这种区域性的研究视角，才能从整体和微观的不同角度认识当地僧团的宗教生活和特定的修行实践。
在论述了敦煌地区多元视觉文化体系的整体性之后，在第二章“莫高窟的整体空间”中巫鸿进一步提出和讨论了莫高窟作为一个“活体”的整体性、今天研究者的“外在视点”与历史语境中的信徒对石窟的参与性的“内部视点”的差异性以及莫高窟的“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等问题，这些讨论的方法论意义相当重要。“在莫高窟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它作为‘整体’的存在是一个持续变化、不断扩充的‘活体’，同时也被如此观察和记录。”（58页）但是在后世的重新发现、科学研究和保护中它被客体化与静止化了，所隐含的主导性观念就是“外在视点”（extrinsicapproach）（60页），造成的结果是“内部视点”（intrinsicapproach）“在不断积聚的沉默中淡化和消失”（59页）——虽然作者在行文中指的是“居民与窟群之间的切身认同，以及信徒对石窟的参与性”（59页），但是我觉得可以延伸到后世的研究、保护和在文化旅游中的知识生产。正如作者所说，“正是由于在激烈的现代化过程中，莫高窟作为‘整体’的历史意义已从我们的实际视觉感受中消失殆尽。”（66页）这不也正是在历史与图像关系研究中的整体性问题吗？
比“视点”问题更重要、也更为敏感的是关于莫高窟的“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的讨论。这个问题从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关于“任何历史叙事总隐含着特殊的时间概念并受其制约，新史观的引进要求对所使用的时间概念进行反思和更新”的观点引入，所针对的是“对莫高窟的历史叙事所采用的最通行和最权威的时间概念无疑是中国古代的朝代系列”（72页）。这是它的“外部时间”（extrinsictime），更具体来说就是以中央政权更迭为依据的“朝代时间”（dynastictime），严格说是一种“国家政治时间”，其叙事模式是以此构成一个囊括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线性结构。作者在肯定了“这种分期和断代无疑是一项严肃和必要的学术工作，对理解莫高窟的历史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意义”之后，指出这种框架“最有效的场合是撰写综合性的通史或断代史，而不是对特定而具体的艺术客体进行细致考证”。（75页）理由当然非常充分，无需赘述。但是在我看来，“外部时间”或者“国家政治时间”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宏观或微观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政治时间”容易引向辉格史观，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Butterfield）所讲的那种“历史的辉格解释”。虽然在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表现似乎并不明显，但是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种影响显然相当严重，在微观的“内部时间”被刻意遮蔽、淡化的背后，无疑是一种时间观念上的“国家政治”所形成的强大压力。即便是回到莫高窟艺术研究，巫鸿也敏锐地看到虽然在马德的“崖面位置”研究视觉中已经隐含了窟群“内部时间”的存在，“但是在当时主流学术的影响下，‘崖面使用’研究仅被看成是获取洞窟断代证据的一个渠道，……他笔下的莫高窟崖面历史仍在先设的‘朝代时间’框架中展开”。（76页）在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外部时间”对“内部时间”的压迫感更为内化于叙事框架和审美评判之中，诗人的“时间开始了”的时间观宣示具有强烈的、势不可挡的时代象征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当研究者终于在本土语境中开始反思时间观念的时候，巫鸿的建议相当中肯：“与其即刻着手确定每个洞窟的绝对年代并将之纳入‘朝代时间’系统，我们首先希望做的是发现莫高窟的‘内部时间’……。我们希望首先了解的是它成长变化的形式和速率，同时也希望收集不同时代观者对它的视觉感受。”“把这个相对闭合的“匿名”时间进程与具有绝对年代和明确人物的政治史挂钩，是莫高窟史研究中的下一项工作：……将莫高窟的物质和视觉的历史与古代中国及敦煌本地的政治和文化历史进行对接，了解二者如何相遇并交织在一起。”（76页）这是审慎的态度，也是可行的方法，“收集不同时代观者对它的视觉感受”和把物质的、视觉的历史与本土政治与文化进行对接，更是历史图像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在接下来的研究论述中，巫鸿用心地寻找内、外时间“对接”与“相遇”的时刻。第一个这样的时刻在题写着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和五年（和年）纪年的第二八五窟出现了，但是真正从整体上改变莫高窟的外部面貌和建造逻辑的节点是七世纪末修筑的第九六窟（北大像）和八世纪中叶修筑的第一三〇窟（南大像），在政治的强烈引领下的内、外时间的交集开启了莫高窟新的空间时代。第九六窟以雕凿三十五点五米高的弥勒倚坐像和围绕佛像的四层木构楼阁明确地表明了与朝廷政治和武则天政治企图的直接关系，回应着当下的政治事件并预示着未来（87、90页）。北、南大像和在其后出现的一系列“垂直窟”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们经常与特殊政治事件或人物相联系，以其不寻常的体量和醒目的视觉形象起到庆祝或纪念的作用，因此蕴含了与以往莫高窟窟群非常不同的时间性和纪念碑性。”（90页）
“南、北大像出现的另一个结果，是这两个核心建筑自然为莫高窟的洞窟位置引入了一种‘等级’观念：离二者越近就越靠近整个石窟的中心，因此也就最被有权势的僧人和统治者需求。”（91页）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政治时间”在莫高窟的“面容”（窟群的正面外貌）变化过程中的主宰性力量和决定性影响。在下一历史阶段，九世纪下半叶到十一世纪之间的敦煌历史上的“归义军”时期，一连串大型洞窟出现于莫高窟崖面底层，其不同寻常的规模、窟前的华丽殿堂以及频繁的佛事活动再次凸显了莫高窟空间中的“外部时间”高光。作者的总结性论述是：“纵观莫高窟从7世纪末到10世纪末的发展，可以看到掌控当地政治、经济和宗教权力的豪门大族对窟群的整体外观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通过建立政治性的大像窟和纪念碑性质的功德窟为这个窟群添加了最为宏大辉煌的建筑，甚至力图将整个石窟转化成自己政绩的记录。”（98页）作者同时也指出，所有这些雄心和努力仍不过是莫高窟建设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中小型窟龛的开凿、对旧窟的改建翻修和在自然变化中对崖面的不断营建形成持久的张力这三种过程同时也在改变着莫高窟的面貌。（98-99页）由此想到并不无感慨的是，当“国家政治时间”尚未强势到吞噬一切的时候，毕竟还存在着“内部时间”与空间的生长可能。
在关于内外时间、内外视点和整体空间等方法论的引领下“走近莫高窟”，在这些方法和阐释中我感到还有一个重要视角不可忽视，那就是关于空间的政治伦理视角。在政治学研究中，“空间”从来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关于奴役与自由的议题中，空间既是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一种与政治中的肉身紧密相连的现实。汉娜·阿伦特说：“政治自由的关键点在于，它是一种空间的概念构成”（阿伦特《政治的承诺》，蔡佩君译，左岸文化出版，年，页），她思考和谈论的是雅典城邦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念中的空间问题。但是在以往的政治与空间关系研究中，似乎很少
